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金融解放和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其所开创的金融模式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都十分巨大而深远。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金融体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历经近百年,其基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制度”的重要组成,也必然是中国“制度自信”的重要组成。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金融压迫
人类社会的金融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勾勒出中西两条金融发展轨迹,总结出两种主要金融模式。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的金融体制始终是以政府主导的,在庞大的、体系化的行政机构中蕴含着相应的金融体系,负责货币的发行及货币渠道的建设,并首先服务于整个国家的税收以及粮食、盐铁等重要物资的调运,这种政府主导的体系化的状态才使得中国金融最早地进入到了始于北宋、止于明中期的纸币时代;私人金融只于政府金融留下的空间内运行,分散地、颗粒式地从事放贷、存储及兑换等业务。直至晚清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都是如此,形成了中国金融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
中西两种金融模式的正式碰撞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完成了工业革命、在军事上具有绝对优势的西方殖民实力,中国必然在双方的碰撞中居于下风,而西方金融作为西方殖民势力的一个重要组成开始向中国不断扩张。中国对此的反应,无论是主动的“全盘西化”,还是被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都是向西方学习,中国金融模式也开始向西方金融模式转轨,伴随着西方银行、银元、金融市场等元素的进入,中国自己的银行、银元、金融市场也在摹习中建立,当然这些都是表象,最本质的变化在于以银行为代表的私人金融逐渐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以政府金融为核心特征的金融模式则逐渐衰败。这种趋势始于清末,其后愈演愈烈,经北洋政府时期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达到最高程度,形成了官僚资本对社会的绝对统治。
西方金融全面入侵的主要表现是通过金融手段实现了对中国的金融压迫,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巨额的战争赔款相应地形成了巨额而高息的对外债务,长期而沉重的债务负担使中国几无财富积累的可能而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其二,西方的银行大举侵入,西方银元与纸币在中国自由使用,从货币发行到货币流通渠道等层面对中国的金融主权大举侵蚀。其三,对一些金融市场和汇兑渠道的掌控。其四,利用银元与银两及不同种类钞票之间的价差大举投机进而获利。其五,利用自身的金融实力,刻意制造金融波动,通过相应的金融操作牟利。其六,利用其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构造国际金融体系的垂直分层结构,西方列强实行金本位制,使白银持续贬值,进而使中国的整体财富大幅缩水。其七,对中国货币体制的直接染指。总之,西方殖民势力努力使这种金融输血机制制度化进而长久化。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对中国货币主导权的侵夺是其金融压迫的核心,晚清开始,在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对中国进行强取豪夺的同时,西方“专家”长期不懈地诱导中国政府实行“金汇兑本位制”,一种发源于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把金银等货币发行准备存储于宗主国、以宗主国货币为基准的体系化的货币制度,这一制度使该体系中的底端国家几乎完全丧失金融主权而成为主导国的金融附庸。晚清与北洋政府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抵制了这一制度的实行。然而,这一丧权辱国的制度却在国民党政府掌权初期得到落实。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在本质上就是实行“金汇兑本位制”,把大量白银和黄金存放在美国,或者卖给美国购买美元作为其货币的信用保证。此举把始自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金融侵略和压迫主动地推到了极致,正式实现了制度化的输血机制,金融主权彻底沦丧。可见国民党政府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甘为美帝的附庸,在金融方面则走得更远。同时,到了国民党执政时期,向西方金融模式转轨的过程也基本完成,私人金融机构已占中国金融的主体,而且当时的经济体制具有买办经济的特征,金融也不例外。国民党的金融体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一个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金融体制
中国共产党最初建立的银行就是依托农会建立的互助金融组织。例如,澎湃在广东倡导建立农民借贷组织,毛泽东在《中国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都专门论述过向农民借贷的问题,并在湖南亲自参与、指导农民银行、平民银行的创立。这些金融组织天然就带有互助、合作、服务平民大众的普惠色彩,体现着金融的原初逻辑,这一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的合作金融模式与国民党所实行的、以官僚资本为主导的西式金融从发生开始就呈鲜明对照。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银行,其资本要么是剥夺土豪劣绅的,要么是百姓合资、合股的,其原始资本的形成就带有合作金融的特征,而且其业务主要是针对贫苦大众,极富社会服务精神,而且还体现着社会平等、公正等价值观,是政府主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普惠金融、平民金融。其中不乏对中国传统金融模式的继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体制则更能体现“天下为公”的整体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服务精神,公正、平等、和谐、高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传统体制作为政府主导的整体体制,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保证了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长期稳定的存续与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原则是整体主义的天下观——以天下众生为共命运体。中国共产党所构造的是一个追求公正、合理的社会主义体制,其体制设计充分体现整体利益和整体理性,完全是服务整体、造福大众的,既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关注个体的自由、福祉。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体制具有创制的意义。首先,其截然不同于西方的私人牟利金融体制。其次,它是对中国传统金融的高度升华和扬弃,实现了合理性、效率性以及道德性的飞跃。最后,与苏联没收并改造了西式银行所形成的高度计划的金融体系也有所不同,突出了互助、合作和普惠的色彩,更具有灵活性、更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充分发挥金融的功效。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
新中国的解放与金融发展
众所周知,晚清以来货币秩序衰败和混乱的主要表现在币制紊乱、币种繁杂,不仅有锭块状金银、银元、铜圆,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纸币,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执政时期。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实现了货币统一。独立统一的人民币制度的推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单一、同质、全覆盖的人民币体系意味着中国货币至高的权力和效率。
新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面对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合作互助型金融服务模式的全局化。在这一时期,受到前苏联的影响,中国的金融体制多少有些向前苏联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靠拢,偏于宏观,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资金调拨系统和会计系统,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微观层面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体系,努力满足金融需求,这既是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继承,更具有社会主义下的互助合作特征。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经验和做法,把单一的银行体系划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个范畴,并建立了金融市场,这些改革措施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可以和西方金融体系相对接,进而走向世界,同时也扩大了金融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力,激发了经济活力。
不论是前三十年的高度计划经济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金融都始终牢牢把握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始终由代表整体利益和整体理性的政府主导。也正是由于中国金融在任何历史风浪下始终没有改变其根本原则,才表现出超级的稳定性和强大的抵御风险能力。
金融模式是决定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的绝对私有制体制恰恰是以私人金融资本集团的僭越为社会的终极控制端为核心特征,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金融则是为人民服务的,进而也注定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以崇高的理念、先进文化、优越制度为基础。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中的整体主义相契合,是一个集中人类智慧共识、追求至公至善的理想社会构造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来源:《中国金融》2021年第15期)